人的一生，除出生无法选择外，其它可选择的机会是很多的，关键是看你怎样去选择，选择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

      朱松寿一生中曾作过多次选择，其中尤以三次选择最有重大意义，最发人深思，最光彩夺目，从而铸成了他那生命的辉煌。

      多少年来，“越穷越革命”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头脑，这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早已证明它不是绝对真理。朱松寿便是从富豪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杰出代表之一。

第一次选择——革命之路的开始

      朱松寿走上革命道路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就与穷苦农家有着天然的联系。村上哪家没有柴烧，他就嘱咐长工把豆箕送去：哪家没有米下锅，他就打开粮仓，叫穷苦农民去取。朱松寿这种好交穷朋友和仗义疏财的秉性，被江苏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共产党员陈叔璇紧紧抓住，渐渐地把他塑造成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勇士。朱松寿加入了农民协会。

      日益高涨的江阴农民运动，突然被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扑灭。一夜间，许多革命者倒在血泊中，意志薄弱者销声匿迹，贪生怕死者成了叛徒，此时此刻，朱松寿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回到母爱妻情的温馨中过那养尊处优的富裕生活；一是高举农民暴动旗帜勇往直前。一个人在受了某种重大事件的启发有可能做出惊人之举，但要作出人生的重大抉择，却不是靠一时的冲动。朱松寿在残酷的形势下找到陈叔璇，坚定地要求说：“请组织批准我做一个共产党员！”陈叔璇反问道：“你都想好了？”朱松寿紧握着拳头答道：“我已想过千百遍了！”于是，在1927年6月的一天，在毗山脚下慕义庄，朱松寿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松寿入党后的行动，有力地说明了他革命的坚定性。他先后在县委书记钱振标和蒋云的领导下，参加了数次农民暴动，成了江阴农民暴动的英雄和领袖。农民暴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200多名农暴骨干被逮捕，1000多人被迫流亡他乡，70多人被枭首示众。农民们含着热泪，哀求朱松寿“快走吧！倘若你也牺牲了，那我们就没有指望了。”朱松寿却摇摇头，用手指着脚下的土地说：“我的战斗岗位就在这里！”他在县委书记蒋云领导下，与另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茅学勤一起，仍在江阴坚持斗争。斗争历时之久，视模之大，为全省乃至全国所罕见。为此，朱松寿和蒋云同时被指定为党代表，与江苏省委的王若飞、项英、蔡畅、严朴等10名代表一起，出席了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选择——坚定革命的决心

      朱松寿参加“六大”回国后，江阴的农暴运动已无声无息，党员干部被杀的杀、关的关，广大党员有的走散了，有的隐匿了，有的投敌了。江阴大地一片呜咽。朱松寿又面临着人生道路上必须立即作出选择的关键时刻。朱松寿当时已是江苏省委监察委员，如果投靠国民党，完全可以弄个一官半职，但朱松寿鄙视这种背叛革命的软骨虫。他勇敢地选择了一条继续战斗的路。他化名“老戈”，以示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朱松寿先后奉命参加中共南通县委和如皋县委，积极领导群众对敌斗争；又先后参与筹建南通红14军和江阴红17军，向敌人展开武装斗争。朱松寿战斗到哪里，敌人就追捕到哪里；敌人追捕越紧，朱松寿斗志越高。朱松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刻作出的这一选择，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江阴广大农民群众斗争的方向。

第三次选择——抗日之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11月，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长驱西进，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省政府已经向西撤走，许多难民正尾随国民党军政人员逃难。这时，被叛徒出卖因无实据而被软禁了两年的朱松寿，再次面临着人生道路上的重大选择，而这次选择比以上两次更为严峻。是逃难还是抗战？在这关键时刻，每一个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朱松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一条抗日之路。就在日军占领江阴城的前两天，朱松寿携妻带儿由镇江回到了江阴季庄。
      在季庄，朱松寿看到了日寇对同胞的大屠杀，听到了党中央发表的抗日宣言。此刻，要是能找到党组织有多好啊！可是，县委已不存在，中央和省委也不知在哪里。朱松寿毅然作出决定：利用安葬母亲的机会“招兵买马”。原来，朱松寿母亲已于1931年被反动派逼得含恨而死。按当地风俗，独子不在家，棺木只能暂时搁着。朱指松寿举办丧宴，几百难民闻讯赶来，穿着重孝的朱松寿流着眼泪说：“……如今，母亲的英魂不得安息，铁蹄答答，腥风血雨，刀光闪闪，百姓倒悬。孩儿心如刀绞，意欲联合志士仁人，共举大事，愿母亲保佑。”朱松寿这番肝肠欲断、撩人心弦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丧宴不久，朱松寿就拉起了400多人的武装，自任司令。各乡各镇2000多名游击队员也聚集到朱松寿的抗日旗帜下。1938年7月15日，朱松寿领导的这支部队在颜家桥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共歼日军90余人，为江阴沦陷后至抗战胜利消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上海《申报》1945年11月3日发表的《忠义之邦江阴》一文中写道：“在积极抗战方面，江阴表现更好。廿七年（即1938年）开始组织游击队的有朱松寿，在四乡活动，敌人不敢轻易出城。7月间在城东南击毁小艇两艘，毙伤百余人，那是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游击的甜头，于是发展更快。”
      朱松寿一面指挥部队与日军拼杀，一面又积极为新四军输送兵源，曾三次作了无兵无权的“光杆司令”，这是一种多么崇高、无私、顾全大局的精神境界！1938年初冬，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朱松寿说：现在新四军才4个支队，需要加快扩充部队，壮大抗日力量。朱松寿心领神会，为新四军输送兵源，比之自己指挥一支部队与日军拼杀作用更重大，意义更深远。他当即把一个连输送给了新四军，自己成了“光杆司令”。这个连后来成了党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的一部分。1939年10月，朱松寿又组织两个连输送给由新四军叶飞指挥的“江抗”东进部队，自己又一次成了“光杆司令”，这两个连后来成了“江抗”二团的组成部分。1940年4月朱松寿接受项英指示，又组织了三个大队，在年底，输送给由谭震林指挥的江南抗日救国军，自己再次当“光杆司令”。这三个大队后来成了新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兵员来源的一部分。
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1941年春，朱松寿又奉命赴苏州陆墓镇劝说地方武装杨筱南部队归顺新四军，不幸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顾伟获悉，经重庆政府批准，以3500元赏金雇了两名杀手，杀害了朱松寿。

      朱松寿自1927年参加革命到1941年被害牺牲，期间跨越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是江阴革命史上活动最多、成就最大的重要人物之一。为纪念朱松寿不朽功绩，江阴市政府于1987年3月在烈士家乡毗山南麓，也就是半个世纪前朱松寿宣誓入党的地方，建起了一座花岗石碑。纪念碑挺拔高耸，坚硬如钢，象征着烈士生前的战斗风采和英雄气概。而那纪念碑前簇拥的鲜花，碧绿的松柏，缭绕的人群，正象征着烈士在人民心中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