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23日。深夜的上海。大街行人廖廖，小巷一片寂静，可在南市区亲贤里55号的窗玻璃上，还透出朦朦胧胧的灯光，屋内一群左臂缠有“协力救国”白袖章的青年人，聚首凝眸，盯视着桌上的一只老式怀表。他们在等待一个伟大而庄严的时刻：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时刻！
       预定的起义时间快到了，可设在这里的南市起义指挥所还没有接到总指挥部的行动信号，人们便把期待和焦灼的目光从老式怀表处移到一位青年人的脸庞上。
       这青年30来岁，脸瘦长、白净，双眼细小，右眼上方到额角间有一片条形红痣，穿着一身玄色斜纹布夹袄裤，很是干练。他是中央军委技术书记、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指挥奚佐尧。按分工，他具体指挥南市区的工人暴动。现在，他已做好了起义前的一切准备， 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也已集合在预定地点，只要一接到总指挥部的行动信号，他们便兵分三路袭击高昌庙兵工厂，夺取武器弹药，然后攻打军阀李宝章司令部。可哪料，行动信号迟迟不到。
       奚佐尧和其他同志一样心灼如焚。他面对大家焦虑的目光，脑中升起一串问号：是总指挥部出了事？还是起义时间推迟了？还是行动信号已发出而我们没收到？还是……他考虑了一会，当机立断地说：“我马上到区参谋部去探悉一下情况，你们在这里静候。”说完，从臂上取下白袖章放进袋里，带上手枪，转身欲走。
      一位工人纠察队长拦住了他：“老奚，要是情况有变，路上危险。你还是留在这里，我去参谋部。”
      奚佐尧坚定地说：“如果情况有变，我更要去参谋部。”
      纠察队长见他去意已决，便派3名纠察队员与他同往。
      突然，当他们走到亲贤里口沪军营时，屋角处窜出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奚佐尧知道中了埋伏，此时他想到的是如何掩护3位纠察队员脱险。刚巧，右侧有一小弄，他随即用力将身旁的一名纠察队员推进小弄，自己径直向相反方向的大街奔跑。
军警疯狗般地扑向了奚佐尧……
      敌人从奚佐尧身上搜出了手枪、白袖章，又看到他额上的红印记，很快断定他就是这次工人起义的指挥，并将他押到了联军驻沪军法处。
      敌人对奚佐尧一次次地施以酷刑，逼其招供上海共产党和工人武装秘密。面对敌人的淫威，奚佐尧坚贞不屈，死不招供。
      在一间地下室里，浑身伤痕累累的奚佐尧，躺在阴湿的地铺上，心潮涌动，思绪万千。他想起了亲人，想起了战友，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奚佐尧是祖耀的谐音。他出生时额上就有一条红印记，人们说那是奇相，说他长大后定能耀宗荣祖。于是，父亲给他取名为祖耀，寄望于他为奚家光宗耀祖。
      十月革命后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革命先驱李大钊在这里任教。正在北大求学的奚佐尧经常捧着《新青年》杂志进出李大钊寓所，从中吮吸马克思主义乳汁，探索人生奋斗的新路。就在这里，他感悟到：一个人活着，不能只为耀宗荣祖，而要为国家昌盛奋斗终身。他        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原名的谐音，改祖耀为佐尧。
      1918年冬，李大钊等为挽救贫弱的中国，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奚佐尧毅然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慈爱的父母，于次年初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其时，巴黎和会正在召开，中国留法学生开展的反帝活动热浪滚滚，奚佐尧激于爱国义愤，很快投入了这股洪流。他的革命行动引起了 周恩来、陈毅的注意。1922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通知，叫他到巴黎西郊的布伦涅森林开会。他到时，已席地而坐30余人，经介绍，他们是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李富春、邓小平、聂荣臻……，这次会上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奚佐尧成了光荣的一员。同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奚佐尧旋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他参加革命活动更活跃了。1925年5月，上海“五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旅欧支部为声援国内掀起的罢工、示威活动，拟写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中国人民的通电》。在签字仪式上，奚佐尧第二个上台签了名，并和旅欧党团员、中国留法学生、爱国华工一起，携带《通电》，浩浩荡荡地开赴中国驻法使馆，强烈要求驻法公使在《通电》上签字。公使在义正词严的中国留学生面前理屈辞穷，被迫签了名。这份《通电》飞到国内，国内掀起了更大的反帝浪潮。
不久，极度惶恐的法国当局悍然出动军警大肆逮捕中国留学生，奚佐尧和2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了。法国政府勒令他们在3日之内离开法境。奚佐尧经旅欧支部安排，从水路经比利时到了苏联。
到了苏联，他根据党组织的要求，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接受游击战争的特殊训练。那时，朱德也在班上，他们朝夕相处，共同研讨军事技术，奚佐尧迅速成长为一名军事干部。
       1926年3月，奚佐尧奉命回到上海，秘密领导沪宁地区的军事活动。到了上海，他很想回江阴看看久别的妻子，看看生身父母和嗣母，但紧张的工作使他无法分出身来，他也很想见见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和弟弟，但地下工作的纪律不允许他这样做。一个偶尔的机会，在永安公司的楼梯上，他碰到了姐姐奚学珍。他很想亲亲热热地叫一声“姐”，甜甜蜜蜜地与姐作次长谈，但他不能。当两人擦肩而过时，他只是给姐姐深情的一瞥。他姐姐也深知弟弟的难处，只低语了一声：“父亲已经去世，家中非常惦念你。”听到父亲去世，奚佐尧十分悲伤，恨不得立即插上双翅飞回阔别的故乡。但那时他不可能离开上海，为配合北伐战争，准备工人武装起义，他正以技术员的身份穿梭于南市法商电车公司、合兴船厂、龙华兵工厂，成立纠察队，筹集武器，进行军事训练，秘密组织工人武装。直到8月，他才抽空回家了一次，在家呆了一夜。就是这一夜，他也没有忘记争取民众。他召来近百乡亲，宣讲革命道理，从晚上8时一直到晨曦叩窗。
      10月16日，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脱离军阀孙传芳，并进军上海。中共上海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配合夏超，组织武装起义，并成立了总指挥部——工人自卫团指挥所，由区委书记罗亦农任总指挥，奚佐尧、李震瀛、高尔柏、汪寿华任指挥。10月23日，国民党驻上海的特派员钮         永建传来了夏超部队打败孙传芳的消息，总指挥部立即下令工人纠察队于当天子夜起义，具体行动听统一信号。可谁知在行动信号即将发出的时候，从铁路工人那里传来了准确消息：夏超部队已被孙传芳打垮，孙传芳已调大批部队开往上海。总指挥部紧急决定暂停起义，并派人通知各指挥，但此时，反动军警已封锁了一切要道。
      军法处从奚佐尧口中得不到一丝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工人武装的秘密，随即向躲在九江的孙传芳汇报。孙传芳听了勃然大怒，电令上海：立即枪毙。
      奚佐尧被捕后的第三天，哀云低垂，悲天欲泣。从关押奚佐尧的陆军监狱到南市刑场的路旁，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还有数百便衣侦探在人群中游动。下午2时，一辆人力车，在前后12名军警、左右8名侦探的押护下缓缓驶向刑场。奚佐尧两手反绑，端坐在人力车上，态度从容，神色安详。行刑时，他面朝东方，坦然得犹如回归阔别的故乡。
       奚佐尧牺牲后的第二天，中共上海区委作出决定：“自奚同志死难日起一周内，上海地方本党无论何种会议，在开会前须为奚同志致哀起立静默一分钟”，并向全上海人民发出了《为奚佐尧同志致哀，全体同志武装起来》的“告同志书”，称奚佐尧是党的一个“最忠勇最良好的同志”，“奚同志之血，昭示上海工人阶级与被压迫市民未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