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春，唐氏兄弟等到了组织上派来的政治交通员，来人正是他们的堂侄唐坚华。为了掩护唐坚华的工作，党组织安排他们一家人搬到江阴城内居住，对外则以“逃亡地主”的身份作为掩护，唐坚华夫妇二人乔庄打扮南来北往把从唐秉琳那得到的要塞兵力部署等情报以及唐氏兄弟的请示传递给党组织，并将上级指示传达给要塞地下党，与唐氏兄弟一起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1947年夏，组织同意唐秉琳堂兄唐仲衡去江阴设立一个固定的联络点。6月，他先到上海，在外扬言：“家乡来了共产党，呆不下去了，逃出来的。”后又通过一些关系到江阴“投靠”唐秉琳，为了做得像个样子，组织上把他全家也送到江阴。在唐秉琳安排下，租用了要塞司令部对面的高巷11号后院安下了“家”，这里成为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的秘密地下联络站。
    1947年11月，中共华中工委决定将江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重点，华中工委常委管文蔚批准唐秉琳、唐秉煜和他们的姨表兄吴广文（国民党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为中共特别党员。
    唐秉琳根据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和管文蔚关于“设法架空要塞司令”、“在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等指示，想方设法将要塞内部遭到排挤打压、对国民党不满的中下层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
    正当策反工作继续顺利实施时，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情况使策反工作多次陷入危机，地下工作者处境险象环生。
    1948年5月，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辞职，让唐秉琳等人失去了靠山，也打乱了我党的策反计划部署。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唐氏兄弟出于策反工作的考虑，联合表兄吴广文以及王德荣、梅含章等，鼓动时任国防部陆军总部军械处处长戴戎光谋取要塞司令职位，通过秘密运作，使他接任了要塞司令，并获得了戴戎光的信任。这一举动使策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唐秉琳擢升炮台总台长；吴广文、王德荣、梅含章、唐秉煜先后进入炮台担任要职，进一步掌握了江阴要塞炮台。
    1948年6月，唐坚华回苏北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后，带着上级的指示和爱人仇英装了一船棉花，乔装成商人的模样，返回江南，船只行驶至泰州时，泰州城防司令部的一群特务登船搜查。虽然国民党特务并不清楚唐坚华夫妇的真实身份，但仍以“缴获共区棉花船，捕获共党分子嫌疑犯”为由，上报了镇江中统室，并多次用酷刑拷问，逼迫唐坚华夫妇招认是“共党分子”。
    唐坚华被捕的消息很快由潜伏在镇江中统室内的地下党汇报给了中共华东局华中工委。鉴于情势严重，党组织指示要塞地下党立即营救唐坚华夫妇。1948年底，在党组织和唐坚华父亲先后几经周折营救下，唐坚华夫妇终于被保释出狱，这场危机总算平安度过。不久，吴铭同志接替了唐坚华夫妇的工作，这条地下联络线终于恢复了畅通。

    1948年冬，一个逃亡地主还乡团分子向江苏省保安司令告密：江阴要塞有个姓唐的团长，他哥哥是共产党员，他也靠不住。此举引发国民党高层的怀疑，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看见报纸上“江阴要塞是江南共军大本营”的报道，也表示要严查共党，但因戴戎光的保举和信任，唐氏兄弟并未暴露身份。
    1949年春，国民党早已封锁长江，禁止放船，违者“格杀勿论”。其间，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帮助戴戎光放船走私，但在3月被国民党江苏省的密探发现，吴广文被拘捕。要塞地下党急中生智，将吴广文秘密转移到了无锡。此后，经过唐氏兄弟等人的一番活动和运作，支持要塞起义的李云葵接任了守备总队队长一职，确保了要塞守备总队这支重要武装力量始终掌控在中共地下党手里。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派社会情报科科长王徵明全面负责要塞策反工作。不久，华中工委正式把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移交给了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党委领导，司令员叶飞向王徵明布置了策反工作任务：保持60里防区，控制3—4个港口，见到我部不打枪，迎接我军部队登陆，完成这个任务即渡江第一功。  
    为加强要塞策反工作的掌控，，十兵团党委选派二十九军团营级干部李干、徐以逊、陆德荣、王刚4人，经双山沙交通线进入要塞，分别以“卫士”、“副官”等身份打入要塞。经过要塞地下党详细研究，四人进行了任务分工：李干到炮兵总台当唐秉琳的贴身卫士，徐以逊和陆德荣到游动炮团分别当王德荣的卫士和副官，王刚到炮兵总台卫士排当机枪弹药手。四人到岗后笼络要塞官兵，熟悉要塞情况，为起义的顺利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